每次我们翻开历史书，看到那些描写古人生活的篇章，一个冰冷的数字总会反复冲击我们的认知：古人的平均寿命，居然普遍只有35岁上下。这跟我们现在动辄七八十岁的预期寿命相比，落差实在是太大了。
“平均寿命35岁”，这行字乍听起来特别吓人。是不是说古代的人一到三四十岁，就嘎嘣一下全没了？其实不然。这个“平均”里，包含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，极其惊人的婴幼儿夭折率，硬生生把整个社会的平均年龄给拉了下来。
想象一下，在古代一个普通家庭里，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，能平安长大成人的比例远低于我们的想象。可能十个里只能存活五六个，甚至更少。
展开剩余92%每一个不幸夭折的小生命，都无情地把当时社会的平均寿命往下拽。所以，并不是说活到三四十岁的人都算“寿终正寝”了，而是有大量根本来不及长大的生命，直接把这个平均值砸到了35岁这个残酷的刻度线上。
这个低得令人心碎的平均寿命值，就像一个警报器，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生存环境远比想象中严酷得多。战争当然是收割生命的大镰刀，这个我们后面会讲。
但如果只把目光盯在战乱上，那就掩盖了其他几把同样锋利、甚至更为普遍、日夜悬在古人头顶上的“死亡镰刀”。它们无声无息地运作，吞噬着各个年龄段的生命。那么，这些暗处的杀手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
生命的第一道坎
在古代，一个孩子能呱呱坠地，只是他或她漫长生存挑战的起点，而童年本身就是一道残酷的淘汰门槛。
首先就是分娩这个“鬼门关”。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消毒、无菌操作、剖宫产技术和专业的产科医院。产妇生孩子，完全是靠稳婆（接生婆）的经验，甚至可以说是在和老天爷赌命。
难产、大出血、产道损伤、感染……随便哪一个并发症都可能瞬间夺走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。民间俗语“儿奔生，娘奔死”，说的就是这种生产的巨大风险。
产妇死于生产的悲剧，在古代绝对是频繁发生的家庭灾难。即便是皇家，也无法幸免于难。
清朝康熙皇帝一生育有子女55人，其中就有超过20位在婴幼儿期便夭折了，足以说明生存环境之严酷，并不区分地位高低。
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，考验却才刚刚开始。婴儿期的“三道坎”：饥荒、疾病与意外，接踵而至。
新生儿存活挑战：古代的母乳喂养依赖性强，如果母亲奶水不足或产后病弱，婴儿想活下去就很难了。没有配方奶，没有科学育婴知识，靠米汤、面糊喂养的婴儿，营养不良和夭折风险极高。
高传染病的死亡阴影：这是婴幼儿存活的最大杀手。天花、麻疹、百日咳、白喉、肺炎、痢疾……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可以通过疫苗或抗生素轻易控制的传染病，在古代都是不折不扣的“儿童杀手”。
一旦一个地方爆发传染病，往往会带走大批抵抗力极弱的婴幼儿，甚至是整村整乡的孩童。影视作品里常看到的给孩子“种痘”（早期天花预防措施，本身也有一定风险），正是古人面对天花这个“不死也要毁容”的凶神时，一种迫不得已的冒险尝试。
基础卫生条件匮乏：古人没有我们现代人对细菌、病毒的认知。饮用水源污染（人畜粪便污染、污水排放）、食物保存不当、蚊虫叮咬（传播疟疾等）、生活垃圾处理不善……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卫生盲区，都是致命的温床。
孩子一旦感染肠道疾病引发腹泻（比如严重的痢疾），就可能导致严重脱水死亡，这在古代极其常见。历史记载中常提到“疫病流行”，其中一大部分死亡人口都是幼小的孩子。
宋代就有记载某些时期“育子十不存二三”，十个孩子里只有两三个能存活下来，这景象真是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
生活照料中的意外风险：古代生活条件差，家庭看护也很难面面俱到。取暖引发的火灾、烟气中毒（炭盆取暖通风不畅）、溺水、摔落等意外伤害，对行动能力弱的孩子来说都是潜在的生命威胁。普通农家需要忙于生计，能用于精细照料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。
所以你看，在古代，能把一个孩子健健康康地养到六七岁，已经是不小的成功和幸运。古代所说的“孩子难养”，绝不是一句虚话，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高夭折率。
大量的生命在刚刚开始时就凋零了，这是构成古人平均寿命低的一个极其沉重，却又经常被我们现代人所忽略的关键因素。即使侥幸逃过童年的重重杀机，长大成人后，仍然有无数凶险在前方等待着。
当小病成为夺命符
想象一下，生活在没有抗生素、没有灭菌术、甚至对人体内部构造都一知半解的时代会是什么感觉？任何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感染、伤痛甚至发烧，都可能直接威胁到一个壮年的生命。
瘟疫才是真正的“平等收割者”：战争有地域性，但瘟疫蔓延起来不分贵贱，横扫整个社会结构。大家肯定听过东汉末年的“建安大瘟疫”或者明朝末年的鼠疫爆发。
像霍乱、鼠疫、疟疾这类烈性传染病，古人根本不知道病因在哪里。古人把它叫做“天灾”、“戾气”，认为是上天惩罚或邪气入侵。
一旦爆发，那就是毁灭性的。传播途径不明，防治手段几乎没有（隔离算是最原始的应对）。史料中常有“死者十之七八”、“阖门尽殁”这类令人心碎的记载。
一次大规模的瘟疫爆发，就能让一个地区的平均寿命瞬间暴跌。影视剧中常见的古代城市遍地倒卧病患、尸体堆积如山的场景，并非完全夸张。
外伤感染：一道小口子可能就是生死关：打仗、干活、甚至日常生活中，受伤简直太平常了。皮外伤处理不当（比如用脏布包扎、沾染泥污），极易引发严重的感染、坏疽。
古人虽然也总结出一些处理金创（刀剑伤）的经验，比如用一些草药（有时并不对症，甚至有害），但没有消毒概念，对抗细菌感染基本靠自身免疫力硬扛。
一个小伤口发展成败血症（古人称为“疔疮走黄”）而死掉，在那个年代是常见现象。想想影视剧里人物被刀划伤胳膊然后发烧昏迷的情节，那就是凶险的感染表现。
内科疾病：全靠“撞大运”：高烧不退、严重的腹泻（痢疾）、肺炎、严重的肺结核（痨病）、各种在今天看来可以控制的慢性病，在古代几乎等同于绝症。
医生（称为“郎中”或“大夫”）的诊断主要靠“望闻问切”，治疗则依赖于经验方、草药和各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药引、偏方（比如人中黄，人尿秋石等听起来就很离谱的东西）。
其理论基础（如阴阳五行、风寒暑湿燥火）与现代医学相去甚远，疗效极其不稳定，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跟“开盲盒”差不多。历史书籍中记载很多人物因“病不起”、“病殁”，至于具体是什么病，常常语焉不详，因为当时也确实很难搞清楚。
“巫医不分”的混乱医疗体系：更糟糕的是，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专业医师和民间巫祝、神汉的界限非常模糊。
真正系统性的医学知识被极少数人掌握，普罗大众生病了，往往只能求助于乡间郎中、神婆道士，或者自己胡乱找点草药吃。一些稍微靠谱点的医书（如《伤寒杂病论》）或者名医（如扁鹊、华佗、张仲景、孙思邈），他们的宝贵经验在传播过程中会被稀释、扭曲，甚至失传。
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里痛心地写过，很多人相信道士炼丹求仙能长生，反而去服用含有水银、铅、朱砂等剧毒物质炼制的所谓“仙丹”，结果适得其反，不仅没长寿，反而因重金属中毒早早毙命。
资源稀缺与认知局限：最后要提的是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。好医生本来就少，集中在城市或贵族圈层。
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的普通百姓来说，生病时能碰到一个有点经验、有点医德的郎中已经很不容易。至于药材，也是地域性极强，很多救命好药（比如人参、犀角之类）既贵又稀少，根本不是普通人能用上的。
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吃不起上好的人参养荣丸也只能拖着，虽是小说情节，却也反映出资源分配的现实。面对疾病，绝大多数人处于“等、靠、熬”的状态，听天由命成了无奈的选择。
所以，即便一个古人很幸运，没有夭折于童年，又侥幸躲过了大规模的瘟疫爆发，他在一生中也很难完全避开生老病死（尤其病）的威胁。
在那个医疗手段严重短缺的时代，一次不小心的跌倒、一次剧烈的腹痛、一场持续不退的高烧，都可能就是生命的终点。
另一把“镰刀”
说到夺取生命，战争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，而且是最直接、最暴力、最高效的生命收割机。虽然它不如疾病那样无孔不入，但其爆发的残酷性和对特定人群（主要是男性）的毁灭性是其他因素无法比拟的。
大规模的兵役制度。中国古代王朝更迭、边疆冲突、国内叛乱几乎从未真正停止过。长期的和平是奢侈品，战乱才是常态。
一旦国家进入战争状态（无论是保家卫国还是开疆拓土，甚至是王朝内战），征发大量青壮年男性入伍就成必然。秦始皇修长城、戍五岭征发了多少人？隋炀帝征高句丽伤亡多少？
杜甫那句“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！”的悲歌，道尽了多少普通百姓家庭被迫骨肉分离、男丁有去无回的凄凉？这些被征发的士兵，就是在平均寿命计算公式中，突然大量减少的那些正值盛年的生命。
战场的高死亡率和致残率。古代的战争是冷兵器与早期火器并存的时代，其杀伤模式直接而惨烈。
面对面的白刃战、弓箭的远程覆盖、攻城战中从天而降的滚木礌石、火烧水淹（例如水淹七军）、粮道被断后的饥饿、战斗后因缺医少药而死于伤口的感染……更别说战斗中人为的杀戮战俘（历史上有太多屠城或坑杀的记载，杀降极其普遍）。
一次惨烈的大战下来，阵亡士卒以万计、甚至十万计毫不稀奇。能活下来返回家乡的，多数也带着各种伤病或残疾，大大降低了他们日后的生存质量。战场上侥幸活命的士兵，晚年往往也伴随着病痛折磨。
战争引发的连锁灾难。战争对生命的掠夺远不止于战场阵亡者。每一次大战过后，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毁灭性的附带伤害。
军队需要庞大粮草消耗，往往就地向民间强征（史书常称“就粮”或“索饷”）；壮劳力被征走导致土地荒芜无人耕种；战火蔓延直接焚毁农田、村庄、粮仓……这些因素叠加，极易引发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大饥荒。战争+饥荒，让大量人口，包括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，都处于死亡边缘。
战争和饥荒迫使幸存者背井离乡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。流民缺衣少食，在流动中极易感染疾病。为求生，其中部分人又会铤而走险，沦为盗匪，打家劫舍，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，陷入恶性循环。
战场上尸横遍野，如果不及处理（事实上古代战争处理尸体能力有限），往往成为瘟疫爆发的温床；流民大规模的聚集和迁徙，也为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条件。
“大灾之后必有大疫”的古话，正是对这种战争连锁悲剧的精炼总结。
战争对道路、桥梁、水利设施的摧毁，使得灾后重建、疾病防治和物资运输都变得困难重重，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危机。
因此，战争就像一把巨大的梳子，每过一段时间就狠狠梳理一遍青壮年男性的队列。
它不单直接杀死战场上的士兵，还通过制造“饥荒”、“瘟疫”和“动乱”这三重后续灾难，不分男女老幼地持续削减人口总量。
它最直接地把青壮年的存活率直接拽向深渊，对整体平均寿命构成了毁灭性的下拉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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